最後的情人節
疫情改寫了人們的生活方式，尤其需要群聚與接觸的行業，在封城與隔離的狀態下受到了嚴重的衝擊。而與傳統民生產業相比，較沒有緊迫性的藝文活動，在不停地延期與停工之後，藝術家們開始將其中的感觸化成藝術作品，並透過各種展演方式與市民分享。作者於2022年2月底，參觀了藝術家莊約翰的《最後的情人節》展覽，有別於一般藝術學院出身的創作者，本次作品是由約翰所策劃，另邀請10位藝術家進行演出與拍攝，集結而成的多媒材展示空間；以下將以疫情、參與者與合作概念進行逐項討論。
兩點間的距離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
與疾病相關的藝術品本就不少，而這兩年更是隨處可見因「疫情」而產生的展覽。從內容到形式，從直接面對病毒的情緒反應，到因應隔離生活的雲端演出，從裡到外疫情徹底衝擊了藝文市場，這個劇烈的震撼將會成為這個世代的共同記憶，而此時也有許多值得深思的藝術作品問世，討論著人、病毒與距離。林沛瑩的作品《相即共生練習簿 — 出神1:1》以冠狀病毒中的分子生物結構，轉化為針織方法來編織出病毒的棘蛋白，整件作品由數百條的針織品組合而成，而在展覽現場則請表演者與協作者一同即興演出[1]，可以見到人類的身體在巨大的病毒針織物中舞動，並同時場邊正在規律地編織新的病毒針織條，可以感覺到在巨大的冠狀病毒籠罩之下，人類的肉身正與各種變異分子扭纏磨合。在這個作品裡觀眾感受到的是正面的對抗，人類與擬人化的病毒一起拉扯，而進行的一場無止盡的角色對抗。
發條鼻子《howwwwwww 》則是一個很有生活感的作品[2]，從排隊開始觀眾會進入只能容納一人的空間，在這裏觀眾需要對自己的生活進行「審核」，並與線上的觀眾一起共度這一小段時光。在這個作品裡距離成為一個很有趣的主軸，從一開始的排隊行為，讓觀眾不自覺的開始意識到自身與目標物、自身與他者的距離，其後的獨自一人與線上觀看，則又將距離這個元素從實體晉升到虛擬空間，在獨自一人的房間，你與外界他人的距離似乎是無限遠（因為身邊沒有人），但與線上這些正在觀看你的觀眾，這樣好像是無限近的距離，但其實也等同於觸摸不到的無限遙遠。這次莊約翰的《最後的情人節》也是一個以「距離」為主要概念的作品，主要展出的攝影是模擬一對一對的情侶，在疫情中因店內無法用餐，但又想要外出約會的前提下，選擇在車中進行浪漫（？）的用餐時光。
《最後的情人節》的命名源於埃倫・古德曼（Ellen Goodman）的同名文章，討論在疫病情境下，戀人們的情感儀式是如何流動與轉變。而不只是題材與疫情有關，創作的形式也是，約翰邀請了10位藝術家湊成了5對情侶，讓他們倆倆在一台車上自行拍攝，再將照片傳送給約翰進行後期製作與輸出。這完全是一種不用群聚的嶄新合作型態，由於各自拍攝的形式為靜態照片，當把每組自行拍攝的畫面集結在一起，這些刻意在車中擺拍的作品，卻也像是每個創作家在疫情期間的生活，被攝影的瞬間切面給凝結與保存。在每一張圖像中可以看到不同藝術家拍攝的特性，也可以看到在畫面中隱藏著不少該藝術家特有的創作符號；約翰表示這是事先刻意請創作者們設計的，在車窗或畫面四周，藝術家使用過的視覺元素在此重複的出現，此舉將藝術家的個人風格延伸，然而也有點二創般的戲謔感。
展場中所有的展品都與距離有著一點點關係。入口有一張大型透明壓克力板，上面層層疊疊貼著每組照片的光柵輸出，觀眾在看的時候需要左右移動身體，調整與作品的距離才能看到不同的影像，而在一個有鏡子的小暗房有一個燈箱，透過鏡子的反射可以看到其中一對情侶的影像，而昏暗的光線與反射距離讓這一個場景栩栩如生。
粉紅牆面上有一個耳機，播放著一個年輕的女聲，像在電話中與你親切的聊天道晚安。這一件作品則再現了疫情期間人們的生活，無法見面只能透過電話語音交流，與發條鼻子的《howwwwwww 》類似，當聽到如此近的聲音，卻也代表了無限遠（根本沒有可能見面）的距離。在展場中各種的關係不停地變換著位置，在攝影作品中可以看見藝術家與藝術家的距離，而會場中則可見觀眾與展品的距離，那個耳機中是女孩與創作者約翰的距離，而更有趣的，在展期間創作者約翰幾乎都在展場為觀眾導覽，現場又有作者與觀者的距離，各種兩點之間的距離不停的改變，在因疫情開始注意社交距離的今日，這樣的展品配置十分令人玩味。
委託製作與派對 delegated performance and party
在《最後的情人節》中，所有的攝影圖像都來自於共同創作者，約翰將創作概念與規則提供給合作的10位藝術家，攝影的圖像全由這些合作者自行拍攝，由約翰進行篩選與後製，並彙整而成為一個現場展覽。主創者在這個藝術活動中較像一個策展人（curator），他執行一個展覽概念並收集藝術家的作品，進行統整與脈絡的詮釋；這樣的型態或許會有人認為是一種參與式藝術（participatory art），但不同點在於參與式藝術的作品往往由非職業藝術家所提供，而不是由發起的藝術家本人產出，並且相較於職業藝術家，素人參與者們會提供較為平民化且非專業的呈現[3]。在參與式藝術中這些創意表現不再依賴於單一表演者，而是由一個群體的身體呈現，常見的像是標語式的集結[4]，這些文本內容由民眾投稿而成，經由統整與編撰（也可能經過改寫）集結成一系列表現當代問題的展演。在參與式藝術中，每一個參與者的比重被縮減到極低，他們通常提供一些較少專業性（像是繪畫、專業表演與技藝）的呈現，這類型的藝術重點在於賦權，關鍵可能不是他們的作品，而是這些參與者身為「芸芸眾生」的本質。
而當藝術作品集合了某種專業表現而成，像是Phil Collins 2004年《They Shoot Horses》[5]，在雙頻道錄像中播放著1960–2000 的西洋流行樂，你會看到9個青少年（一部影片有三男一女，另一個有三女和兩男）在一面粉紅色的牆前，參與了長達7小時的disco即興表演。毫無疑問這些少男少女們，成為了這些藝術作品中的演員，而與戲劇演員所不同的是，他們也同時成為了文本節奏、場面調度的原作者。藝術家雖然進行了最終的剪接與編輯，但作品的可觀性卻部分依賴於（即興）表演者的表現能力，這類型的作品不免會遭來媒體的批評，部分評論者會質疑作品的創意權歸屬。Bishop於2012年的文章中稱此類型的藝術為「委託製作」（delegated performance），藝術家將作品中的真實性外包，並依靠這些表演者來提供更生動更有厚度的作品文本；這樣的型態從個人藝術接案的興起開始，這些個人藝術家將自身的本質和技術打包販售，在有所謂「業主」的前提下，提供實際展示的內容，而若討論創作者、外包藝術家與作品，這三者呈現了既直接又間接的權力關係。Phil Collins的作品《They Shoot Horses》對應著 Horace McCoy的小說《They Shoot Horses, Don’t They》，討論經濟體制與廉價勞動，而錄像裡面的年輕人既是呈現著無懼於經濟壓力的角色，卻同時是廉價工資的受害者（他們這7小時的即興表演有領薪水），而創作者Collins的角色既是盟友又是業主，這樣的「甲方」有別於傳統的策展人，以一種難以定義的立場呈現。
這類型作品的譜系很多面，同時存在「真人秀」（reality television）與紀錄片性質的角色形式，而「委託製作」因製作預算的膨脹而更為複雜。當我們討論一件委託製作作品時，可能會關注到創意權與委外製作的用意，更多時候我們會關注創作者把作品外包的「目的」，並且進行創意賦權與批判等討論，而對於這些參與的藝術家們，他們的角色則成為了「接案者」，就像一個在商業模式中的打工人，這些人接案的「動機」好像瞬間被物質化了，但有趣的是，在這樣的藝術合作下，一個藝術創作者選擇是否要接下這個委託合作，扣除掉薪水的層面，其實還有非常多關於創作風格、群體參與與自我身份的選擇可以討論。一個委託製作案不只提供了藝術家們接案的收入，更多的可能是提供了一個藝術參與的場域，成為了創作者們交流與玩樂的方式。在樂團圈內流行一種「特別組合」（side project）的合作形式[6]，各有觀眾的音樂人們組合成一個短期的團體，他們交融彼此的風格與觀眾群，並製作一些限定時間與人員的音樂作品。
在《最後的情人節》的合作型態中，既有委託製作的關係，卻也有side project的趣味與詼諧；在莊約翰的上一個作品《下班後》，在展期間有電音、SM、落語、卜卦與品酒活動，各種形式的藝術家們聚集在這個展場，這個空間從一個充滿主觀符號的空間，變成一個載體，當你前往約翰的展場卻也同時看到了許多當代的創作能量。這與多年前張吉米在藝穗節中的作品《第四屆台北藝穗節》相似[7]，當時他在藝穗節的時段中另外策了一個藝術節，集合了能量冥想、市集、短片放映、叫賣、電音（是我）各種有點搞怪又非主流的作品，我幾乎忘了當天演出的曲目，但我有印象的是在展期中穿梭來往遇見的人，我們聊天與共同觀看別人的作品的情景。
這似乎不是關乎於主創者的「作品本身」，在這些藝術家們答應參與的同時，其背後隱藏著「派對玩樂」的意圖。在樂團圈很常見如此橋段，主辦人訊息問某樂團能否參加音樂節，樂團問「有免費的酒嗎？」主辦回「喝到飽！」樂團不二話回應「Ｘ！去啦！」。以上對話真實發生於某年某月，而在這短短三句話的協商中，沒有人提到演出費用，當然樂團的演出費通常是嚇死人的低，喝到飽的酒價遠遠超過平均演酬，但在一個酒可以喝到飽的場合，代表著可以開心的社交與玩樂，也代表了當代的藝術家們，選擇「身處其中」可能遠大於讓自己的「作品呈現」；這可能跟網路普及有關聯，當人們越來越容易透過雲端發表作品時，真實世界的串連將可能成為人類最寶貴的資產。
大佬 the big dog
本次的作者莊約翰並非藝術科系出身，從事商業的他在累積了一些藝術課程與知識後，近兩年開始進行創作。而與多數科班藝術家不同的是，在每次合作的過程中，約翰會付出相對應的費用給不同的合作者，當然費用可能低於一般專業的行情，但若以商業角度來說，這樣的「委託製作」可能更像拍電影，有著原始創意的約翰是製作人的角色，而他分別找了不同能力的專業者來將他的想像化為現實，這樣的模式可能與台灣多數的展演不同，在台灣視覺藝術的展覽中，藝術家通常會至少負責其中一樣創作技法，而媒材也成為了劃分藝術家的分類。普通觀眾會專注於專業技術而忽略他們的創意本質，可能會說A是畫水墨的、B是做雕塑的，而不會說A是做酷兒的，B是搞環境的。
在台灣舉辦藝術展覽的人多是藝術科班出生，在專業背景的訓練下技法凌駕於觀點之上。而因為創作者幾乎都擁有專業技能，由藝術家自己製作的作品是便宜並且有效率的，而委託製作的成本則會比藝術家自己上場來得高許多[8]，在預算的限制下藝術家們除了自己的專業，也常會需要學習許多其他的技能，像是文宣品設計、展場木工電料、宣傳行銷等，因為他們不足以支付那麼多份專業的薪資，而較為關鍵的角色像是演員、編導攝影等，則常會出現互相支援的情況，這可稱為一種「技術借貸」，彼此的專業勞務就像蔥蒜醬油一樣，在圈子中被借來借去，多數時候，在製作預算太少的情形下，創作者被迫需要以「人情」來做擔保，去商業他人的專業服務，而遺憾的是這當中有不少人會過河拆橋，這些人就像某種程度的詐騙犯一樣，對任何創意或技術服務進行拐騙。
這樣的形況在藝術科班環境中十分常見，尤其是當借用者是較為有身份的前輩或老師。與其說是「借用」你的技術，但更多的是讓這些科班學生成為免費勞工，雖然多數的時候，對學生而言是增廣見聞的好機會，但打著共同創作的美名，偷創意偷點子的大有人在。而在台灣這樣資源較少的環境中，許多晚輩也只能忍氣吞聲，畢竟若是將事件揭發，雖然所有人心中都有一把尺，卻也沒有人敢出面指責這些無良的大佬，在利益與前途的考量下這些藝術科班的學院就像一個真空罐，不停地悶燒著不公與謊言，當然所有新進學校的藝術家們或許都懷抱著理想，但經過時間與一次一次的打擊，卻鮮少能保有初衷。
從朋友的轉述與展覽現場的氛圍，感覺到約翰與他的合作夥伴間，是純粹並開心的，或許也是因為他不在科班的複雜環境中，不考慮成名或是政府補助，其所有的合作都是以好玩新鮮而發生的；這樣單純的藝術場域，和可以完全放鬆身心的音樂節一樣難得；或許藝術宮讓大家點的光明燈，真的可以保你有一整年的好心情也說不定。
[1] https://artemperor.tw/focus/4594?fbclid=IwAR1KzmGmuRtIDF1rBi9EqR78ujPUfb7QDsWEE2xjpHRhroqXGvv_fLZVigw
[2] https://www.tfam.museum/File/files/05research/09exhibition-catalog/BetweenEarthandtheSky_ch_1030.pdf?ddlLang=zh-tw
[3]Bishop, C. (2012). Artificial hells: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, Verso Books.
[4] https://news.ltn.com.tw/news/life/breakingnews/1778555
[5] https://www.tate.org.uk/art/artworks/collins-they-shoot-horses-t12030
[6] https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Side_project
[7] 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newspapers/20110620000340-260115?chdtv
[8]Graham, D. J. T.-W. M. P. S. W. b. D. G. o. H. A., ed. Alexander Alberro (1999). “Performance: End of the 60s.” Two-Way Mirror Power: 143.